“1952年到1953年，苏联工业产品中什么最短缺？”
第一个问题刚回答完，照片还没有从手中还回去，第二个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提问又紧接着用标准的俄语抛出来。
“水泥，高标准建筑用水泥”
我只用了不到半秒钟在大脑中核对，很肯定的给予了回答。
“水泥，用在了什么地方？”
提问如同滩头阵地的高射速机枪，不但没有停歇，而且角度越来越刁钻。
“莫斯科，大莫斯科地区”
还是脱口而出，简单直接，没有一个多余字的说话方式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，你只需要回答问题本身，除此之外，不进行任何延伸和扩展。
“使用地点，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多远？”
又是一个问题，更难以回答。
我稍微想了几秒钟，所有涉及数字的地方都必须仔细再仔细，哪怕是一个小数点的错误，都是不被允许的。
“62千米”
我很肯定的回答。
提问暂时中止了，在这个短暂的沉默期里，我很安静地坐着，心理没有任何波澜，就好像温和春日里，午后阳光照射下的弯弯小溪。
写到这里，有必要加以补充，那就是我们这一行的入门基本功就是所谓的“静”，这个字看似简单，但其实是对人性的巨大挑战。
必须杜绝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大本性，好奇心。
一旦你对任何事都没有了好奇心，那么，心理学中的大部分提问和挑动情绪的技巧，对于你就基本无效。
沉默了足足三分钟，小会议室中除了我们几人均匀的呼吸声外，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“谈谈B200系统，它的载波是多少？”
“S-25防空导弹系统制导雷达站，N波段载波，波长10厘米”
我继续回答，现在，这些问题所围绕和涉及的范围已经大概在脑海中浮现出基本轮廓，他们关心的都是有关地空导弹系统的话题。
这些问题或者说方向，对绝大部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甚至苏联人来说，都如同天方夜谭般遥远，不过，我却比较了解。
这里，需要稍稍做些说明。
我本人曾经在旧时代的沪江市和石城市从事地下工作，在沪江市的掩护身份，就是圣约翰大学英国比较文学专业学生。
了解这所著名教会大学的朋友肯定知道，圣约翰的毕业生都可以流利的使用英文，甚至超过母语的熟练程度。
1949年1月份，我接到命令，通过特殊通道乘船去了大连，又从大连一路奔波，最后到了已经掌握在人民手里的远东著名城市，哈尔滨。
经过七个多月的集中语言学习和安全审查，我和班上的其他三十四名同学一起乘火车去了莫斯科。
在那里，我又和其他三人一块儿，进入著名的莫斯科大学，进修航空和空气动力学。
说实话，作为文科生，突然学习这种纯理工的东西，基本是不合适的，放在今天，根本无法想象。
但在那个特殊时代，要找到素质好，本身受过高等教育，信仰忠贞无任何历史问题的学生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
三年学习期满，就在准备前往高尔基市的飞机设计局实习的时候，我突然接到新调令，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大使馆报道。
去了之后，我才弄明白，实习任务已经不存在，因为有新的学习生涯等着我去经历。
这次，我进的学校是“捷尔任斯基外国语言高等专科学校”，听起来很像是普通的外语学院，不过，它的上级部门却很特别，这就是“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局”，也就是令西方特务和走狗闻风丧胆的“克格勃”第一局，既对外情报侦察总局。
至此，我开启了一条很特殊的职业道路，受过高等航空航天专业教育，精通几国语言的特殊情报工作者。
实际上，直到去年夏天，我都在冰城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担任教官，进入这座燕京的特别单位还不到一年时间。
说了这么多，请读者不要嫌啰嗦，因为不了解这段背景，你就不会知道为何向我提出这些莫名其妙的古怪问题。
“关于V设备，你了解多少？”
又是一个问题，但我从口气里听到了某种友好的气氛。
“磁控管，为V波段雷达设计，波长6厘米，1958年7月定型”
“谈谈S75系统的部署方式，基本射击方式，主雷达有几部天线”
“六角星形阵地部署，每个营六部发射架，主制导雷达站有五架天线。”
我继续回答，没有本分停顿。
又过了二十二分钟，经过六个问题的连珠炮发问，提问的人再次沉寂下来。
“你先出去，等着叫你，嗯，去小食堂，去用餐”
处长站起来，他笑着对我说，这是差不多两小时内第一次听到中文。
我走出去，头也没回。
“这是餐劵，你签个字”
机关物资供应股长早已经等在走廊另一面的房间里，他大概是接到了处长的电话，主动迎上来，手里递过一本红色封面的登记本。
我没多问，按照他的指点签了今天的代码，又写上自己的内部编号缩写。
这里补充一句，签字不写名字，只填日期代号和人员编码是单位的规定，万一出现登记本遗失，除非你了解这两个代码的含义，否则根本就是看天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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