烟雾弹放多了
爱荷华和内布拉斯加州相邻，坐灰狗四个半小时就到。我来克瑞顿大学看老朋友，去年曾在这里做了一阵驻校作家。Y教授和J教授都是文雅人，晚上带我到艺术楼看学生演话剧。去年我在这里看过一场芭蕾舞，本校的女教师也上了场，虽然年老色衰，但跳起来依然活力四射，丁是丁卯是卯。她跳得如此之好让我吃惊，她敢于站在一群年轻学生中间更让我吃惊。今年的话剧也让我吃惊，一群学生改编了契诃夫的几个短篇小说，表演、台词、服装和舞台设计，也是丁是丁卯是卯，大部分时间观众都在笑。
下半场开始，大幕拉开，这是一场水边戏，水汽氤氲弥漫，放的是烟雾弹。男主角在烟雾里走出来，开口说：“这很好。这真是非常好。”剧场四壁的小灯立刻闪烁出银白色的光，不知道哪里跟着唧唧唧叫个不停。演员的表情和声音都像在反讽，我可能入了戏，觉得这灯光和叫声也是戏剧的一部分，虽然也纳闷了一下，把舞台延伸到四壁对这个戏还是有点儿匪夷所思。然后就听见二楼的音效控制台上有人对下面喊：有情况，请大家暂时退场！原来银灰色的光和唧唧声是警报，烟雾弹放多了。所有入了戏的观众都回过神来。
我问两位教授，必须出去吗？教授们答，必须，法律这么规定的。好吧。我跟着出去其实不是因为法律，而是因为大家都在往外走。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台上的烟雾在惹祸，没啥大不了，大家也的确边走边开玩笑，不拿警报当回事，但还是按秩序疏散。在走到剧场门外的一两分钟里，我忍不住腹诽：完全没必要，坐等烟雾消散就是了，还要兴师动众，出去再进来，等于脱裤子放屁，也不嫌烦。J教授说，美国人就这么直肠子，不像咱们中国人进化得好，会脑筋急转弯，凡事可以灵活机动。法律说了，就照说过的办；法律没说过，那大家一起去找一个法律。我们不这样干，法律说法律的，我们干我们的；我们不仅有办法钻法律的空子，还有办法高举法律背道而驰；从上到下都这么干，从上到下。这是我们的本事。一剧场的人都站在门口的空地上聊天，大学里的治安车也来了，穿制服的保安像抓犯人一样冲进剧场。这是个游戏，就像过家家，他们玩得很认真，他们遵守过家家的规矩。五分钟后，宣布警报解除，重新入场。男主角从舞台一边走出来，继续说：“这很好。这真是非常好。”这回没放烟雾弹。
接着看戏我开始走神。我想象如果全是咱们的人，如此之警报响起来，这戏该怎么演。如果我的想象力不算离谱，那可能的场面是这样的：首先是工作人员站到台上或者出现在麦克风里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太平和谐，烟雾弹闹的，大家放心坐好，少安毋躁，烟散了灯不闪了不再唧唧了戏接着演；其次，大家会放松地把它当成个好玩的插曲乐一乐，这很好；然后有人开始吹口哨、喝倒彩，趁机无伤大雅地起起哄，这也没什么，我们司空见惯；临到管理人员勒令你必须疏散，我敢肯定一定有人赖在座位上不走，希望能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脱裤子放屁不好的道理；如果工作人员执法严苛，个别人会与他们发生争执，争执到哪个程度我说不好，得视各人情况而定，相互骂娘乃至打起来也不是一点儿没可能。
八月份我在海淀区的某剧院看电影，一伙人差点要把检票员揍一顿。原因是检票员没看清这伙人中某一个的票，想再看一下，而那个人已经随着人流进场了。那个人和那伙人由此觉得被冤枉了清白，跳起来剑指西南，眼看就要火拼。好在出了另一桩事，顺手把矛盾带了过去。时值盛夏，剧院里的空调温度不合适，大家一起喊热，随之骂娘，抱怨作为上帝我们受了委屈；尽管工作人员解释空调已经调好，春天马上就来，急性子的依然要求退票，起哄者一个接一个，生命如此漫长，两分钟我们等不了。当然最后一张票也没退，架也没打起来。电影看得大家都很开心，咧嘴大笑时谁也不记得开场前的火爆场面。继续当然，也许大家都是有口无心，闹一闹玩，就当娱乐的前戏了，我们需要娱乐至死嘛。
如果真如此，那我就好奇，为什么咱们不能玩点儿上台面的呢？就像烟雾弹放多了，放多就放多吧，咱们当成过家家，照游戏规则来。这么说我就惭愧，家家我是过了，可是过得很不好看，踉踉跄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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